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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比如说，美国的“毒树之果”（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）原则，也就是证据排除规则，即从非法逮捕、无理搜查或刑讯逼供中获得的证据必须被排除在审判的程序之外，其法律基础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。客观来说，这个规定对遏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，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有着进步作用。然而，美国最高法院的最近几个案例对“毒树之果”原则的扩展解释，则让人大跌眼镜。

  在2012年的“美国诉琼斯”（United States v. Jones，2012）案中，琼斯是一个住在华盛顿的毒贩，警察向法院申请了在其车辆上安装GPS跟踪系统的搜查证，法院批准了十天之内安装。但是警察由于在第11天才把GPS跟踪系统装到琼斯车上，并成功收集到证据将其定罪。但辩护律师在诉讼过程中，发现了该搜捕令有1天的时间差，认为过程非法搜查，并为其辩护称在这一前提下搜集到的所有证据都是无效的。警察则辩解称，在车尾安装GPS，既没有开车门，更没有到他家去，所以在法律定义上，也可以解释为不构成非法搜查。但这个案子一路到了联邦最高法院，结果官们以9：0判政府败诉，法院认为没有搜查令就不能放GPS。

  在2013年的李雷诉加州（Riley v. California ，2013）案中，李雷是一个黑社会成员，当他被逮捕的时候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智能手机，但是，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搜集了他同伙的信息和一些视频。根据美国的习惯法，警察在犯罪现场逮捕嫌疑犯时，如果在他身上搜出笔记本，上面可能记着同伙的联系方式之类的信息，则无需搜查证就可当作证据，这也是美国的习惯法对“毒树之果”原则的例外。因此，加州法院认为按照习惯法，现在的智能手机就等于过去的记事小本子，驳回了被告律师“排除证据”的要求。

  但是，这个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后，最高法院以9：0全票反转推翻了加州法院的判决，判决警察不能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检视嫌疑犯的智能手机。理由是智能手机不是普通的纸质笔记本，里面的信息更多，所以就不能在没有搜查令的前提下搜查。

  客观来说，像上面两个案件之所以能一路走到最高法院，下级法院应当还是有所犹豫的。毕竟嫌疑犯明明可以有证据定罪，而且证据排除规则本身就有一定的解释空间，绝对没必要让罪犯逍遥法外。

  说到底，证据就是证据，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刑讯逼供产生的“证据”不具有可靠性，会造成冤假错案，因此要严格禁止。但是，美国最高法院在上面两个案件中的做法，无疑增加了非法证据的范围，扩大了法院的权力，进一步限制了行政执法机构本来就已经比较捉襟见肘的行动空间。最终，使法律成为犯罪分子而不是无辜人民的保护伞，不能不说美国法官的迂腐误事。

  最后，我们应当要承认，美国的法治是有其地位和功绩的，对于像中国这样从头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，西方法治包括美国法治中的许多原则和规定都可以是我们借鉴、参考和学习的对象。

  但是，中国并不是美国。本文只是简单分析，就能够准确的看出美国式的法治在很多方面其实都已经是问题重重，因此绝对没必要被我们捧上神坛、顶礼膜拜。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方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，坚持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共同推进，科学立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成为法治实践基本目标，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局面初步形成。因此，我们的制度自信也应当包括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自信。

 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西方社会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，特别是像三权分立、司法独立等原则，在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初期，当每个人的权利和能力都没有过大差别的时候，相互扯皮和制衡，有其合理性的一面。在进入工业化社会或信息化社会之后，企业、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的权利远大于个人，而三权分立的政府、立法和司法机关给了企业、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，因此远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。

  反观中国，我们的政府是社会良好运转的保证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，因此必需要发挥党和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，这也是历史和实践所证明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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